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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溘然长逝 生前专访:我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

  

    据香港《明报》报道,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  

    金庸在1924年3月10日出生,曾经创作《射?m英雄传》《神?m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传户晓的小说。  

    旧文重发,是以纪念。大侠一路走好。  

    2004年底,金庸请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职。有评论说,一场错位终于结束,而金庸自己说,他还会到大学教书,他想做一个很好的学者。  

    2005年1月9日,八十高龄的金庸,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上午,他在浙江大学参加了一个“封剑仪式”,接受了龙泉市赠给他的31把根据其武侠小说打造的刀剑并转赠给浙大;中午,他会见记者,回答媒体对自己请辞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的问题;晚上,赶到象山与央视《神雕侠侣》的主创人员见面并观看了《神雕侠侣》的片花。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前,他还在和一些文化商人谈小说的版权。金庸依然言简意赅:熟人可以打九折,不熟悉的按原价。  

    做生意时,讲点人情又坚持原则。在温和、满脸笑意的后面,是传说已久的精明和决断,文人和商人的特质融合在他个性里,这就是金庸。  

    他正在做的事情很多。要去很多大学做名誉教授,为仰慕“金大侠”的学生传道解惑;要写一部体现大历史观的《中国通史》;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莎士比亚;还要频繁出入于各种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场合。  

    外面的世界不停地打扰着他;而他的心里,也没有放下过外面的世界。  

    “我是录取优秀学生来教,你合格,但是不够好,我没兴趣指导”  

    从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来,攻讦之声不断。有人斥之为时下流行的高校傍名人的举动,也有学者质疑金庸做人文学院院长的资格。  

    2004年年底,金庸请辞人文学院院长之职,让这些指责再度抬头。虽至今辞职仍未获准,但有评论说,一场错位终于结束。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继续做浙大的人文学院院长了呢?  

    金庸:我是浙江人,杭州是我的故乡。我最早在杭州《东南日报》做过事,以前也考过浙大,对浙大感情是很深的。浙大现在20几个院长差不多全部是院士。有了名人做院长,请教授也就好请了。就像报馆,总编辑很出名的话,人家很多人就愿意来了。当时他们请我,也可能有这种名人效应的想法。  

    现在年纪大了,担任院长相当吃力辛苦。本来浙大党委书记跟我是好朋友,现在他也退休了。新的书记来也恳切地挽留我。这边也给我很多优待,说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也没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你很会讲故事,讲历史,为什么你在辞职的时候说,我不会教学生?  

    金庸:我教学生主要是启发他的想象力。我主要告诉他,这本书讲得不好,你要从另外的角度去想。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  

    我在历史方面的一些自己的发现,我不会教的,我要写成文章,你自己读我的书就知道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满意你的学生吗?你怎么指导他们?  

    金庸:我在浙大的一个学生是已经成名的学者,还有一个女学生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在读唐人小说,研究《说唐》,这也是我指导的。《说唐》这样的小说跟历史相去很远,比如历史上苏定方是一个很好的大将,打了很多漂亮的仗。但《说唐》最大的歪曲就是把苏定方这么好的大将写成坏人,完全不对。我就指导她,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那个男学生研究清朝同治年间的李慈铭的日记。李慈铭这个人对朝廷大官有很多批评,不能公开发表,就写成日记。包括当时慈禧太后怎么对付光绪皇帝的,这些意见日记里都有,现在来看是很有趣的。  

    我的学生想把这个日记整理一下。我说一定要加注解。光绪年间的很多大官,别人都不知道是谁,应该注解出来,让别人知道他是谁,有什么权力,李慈铭骂他骂得对不对。学生说他没能力做注解,我说你做的时候我给你看,做得不对我告诉你。  

    中国新闻周刊:有媒体报道,你说过学生不好。孔子讲过“有教无类”,你为什么会挑剔学生呢?  

    金庸:这是媒体讲谎话。他把问题A的答复嫁接到问题B上。当时在华山论剑现场,我两个学生都在旁边,有记者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学生好不好?我说很好,很优秀。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查先生最近不收研究生了?我说来考试的研究生不好,学生程度不够,我没兴趣指导他们,所以不收。  

    当时有个学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说他考分达到了浙大的分数线,为什么不收他做研究生?  

    这个学生考我的古代史,卷子题目我出的,批也是我批的,是73分。他的英文是62分。六十几分七十几分,分数不够,我不收的。另外一个学生的专业分数也是六七十分,俄文考得好,有80分。但他不参加俄文口试,所以也不能取。我是录取优秀学生来教,你合格,但是不够好,我也不收。  

    中国新闻周刊:你以后还会继续做老师吗?用什么方式做呢?  

    金庸:在浙大主要就是去学校开大课,比如去中文系讲半小时,启发性的,然后学生提问,我跟他们讨论问题。人文学院有7个系,都可以去讲。社会学系我不是很懂,没有去讲。  

    改动作品:“跟年纪有关系。我希望我的小说100年后人家还能看”  

    金庸最初写武侠小说本为挽救报纸销量。但现在,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已易主,15部小说却被奉为写武侠的圭臬。这几乎是金庸一生中最无心插柳的一笔。  

    但晚年金庸开始修改15部已成经典的小说。让段誉不再痴恋王语嫣,让黄药师和梅超风暗生情愫,甚至要否定掉自己非常喜欢的韦小宝,“因为他教坏年轻人”。  

    在媒体披露的修改计划里,他力图史实准确,感情写实,还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武侠小说的想象力和游戏精神似乎不是最重要了。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改小说?是否因为以前的版本已经出了很多版,已经市场饱和了,所以改小说,有点新鲜感可以刺激销量?  

    金庸:不是。鲁迅也讲过,文章写好后放在那里,再拿来改改,第二次肯定会好一点。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那就要把文章写得完美一点,不妥当的字改得妥当一点。  

    新旧版本对照一下,你会看到,字减少了。有个作家说过,“最近由于太忙,所以文章写长了,对不起。”写得长了反而不好,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把它删得短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老版本的小说选择写一个完美的爱情观,现在却要推翻那些忠贞不二的爱情?  

    金庸:跟年纪有关系。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对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  

    中国的小说中完全没变心的也很少。《西厢记》里张生对崔莺莺也变心了。小说里都改成动摇而克服,这样比较符合常情。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里一个很受关注的改动是韦小宝。  

    金庸:我本来想让韦小宝的太太走掉几个,最后保留两三个。韦小宝这个人应该让他受点教训。他爱赌钱,我要让他遇到一个赌钱高手,输得倾家荡产,受点教训。最后韦小宝逃跑了,遇到一个老朋友,结果这个老朋友忠于皇帝,又敲他竹杠,把韦小宝抓住了,给钱才放了他。所以有些老朋友靠不住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心里实际上是喜欢他的。改动是让对他不好的几个妻子走掉,对他好,武功高强的,都要留下来保护他。其实你心里并没有把他当作反面人物。  

    金庸:对,我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他好的。但现在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很多年轻人都崇拜他,说最崇拜的英雄是韦小宝。呵呵。  

    中国新闻周刊:可你以前说过,文学作品不应该承担太多文以载道的责任?  

    金庸:这个意见很对,不要搞文以载道,不要搞意识形态。韦小宝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还是比较完整的,变成教育性很强的东西,反而不好,主要他的性格是随着社会在变化,无所谓善恶,是应该批判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接受这个意见。  

    “一个人退隐,很寂寞的”  

    要让自己的学者身份像报人和小说家一样被公认,金庸被质疑最多的是他的学术水平。这种攻击通常来自内地的学者。金庸作品里,能称得上历史学专著的仅有一本《袁崇焕评传》。这显然与内地学术庙堂里著作等身的学者有很大距离。甚至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称“金庸的学术水平还不够做一个历史系副教授。”而晚年金庸频繁出席各种以金庸小说为名号的活动,让人为他担心,还有多少时间来做一个学者。  

    中国新闻周刊:做学者是你现在最大的愿望吗?  

    金庸:是我可以走的路。现在我这么大年纪,完全可以退隐了。研究古代史、唐朝历史,这样没有什么政治牵绊,可以在浙大教书,教书就要发表意见,学生就要问啊。  

    中国新闻周刊:你上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之初,写过一篇文章《我到浙大教什么》,就是要教学生一种人文精神。  

    金庸:人文精神在社会的压迫下,往往发挥不到位。我写武侠小说,就说要做正派的人,做好人。我教学生尽量做正派的人,即使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要全心全意去贪污。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每天还在看书学习吗?  

    金庸: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历史。《中国通史》是比较难写的,要从头研究考古学,研究经济、军事上的关系。社会学的范围太广了,我现在一部分一部分写。  

    中国新闻周刊: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金庸:现在在写跟浙江有关的,五代十国部分,一直下来到唐代。  

    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历史工作者就是考证某一点,这个事件是二月发生还是三月发生?这个皇帝是十八岁,你讲成十七岁,就不对了。  

    我现在研究历史,写《中国通史》也是讲大的历史观,更多是研究中国为什么曾经强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吗?  

    金庸: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  

    金庸: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到这儿来访问,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和他们聊聊天,也可以听到一些社会上的声音,如果发觉这个人可以做朋友,给他留点好印象也很好啊。  

    中国新闻周刊:做学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如果您现在的理想是想做一个很好的学者,为什么还怕寂寞呢?  

    金庸:也不是怕寂寞。真正做个学者,也不能完全坐在书房里,跟社会隔绝。我在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想知道社会上的人心是怎么一种想法。做学问也要学以致用,这样的学问才对社会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尽去宰相衙”。  

    金庸: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跟大官交往。  

    其实,他们邀请我来参加活动,吃饭,我不只为参加,看看这些人也是好的。  

    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世界。我的兴趣很广,现在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好几百本书呢。当然别人讲过的,我不会再讲,要从新的角度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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