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禾

世界领先的网络博彩集团之一.我们提供最公平公正的真人现金游戏,游戏种类有足球,真人,六合彩,棋牌对战,期指,电子赛马,休闲纸牌等七大类.支持无流水限制即存即取,游戏3%佣金抽成,每周现金洗码奖励最高2.6%,欢迎访问并加入丰禾.

[置顶] 娜姐进澳网四强,发布会记者被呛冷场

[置顶] 谁知游子心中苦,女子买到火车票后癫狂

[置顶] 一生难求改编成神曲一票难求

郑智出席发布会明天将首发:希望恒大能朝冠军目标迈进

虎扑10月1日讯 10月2日18:30,亚冠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广州恒大将在客场挑战浦和红钻。恒大队长郑智随主教练卡纳瓦罗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也就意味着郑智将会在明天的比赛中首发登场,郑智表示阅兵非常震撼,中国非常强大,希望能够朝着冠军的目标迈进。

郑智表示:“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代表全队祝福祖国七十周年生日快乐,希望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我们上午一起观看了阅兵,都觉得非常震撼,中国非常强大,也希望从自身做起,能够在自己工作当中为国家奉献力量。所有人在联赛暂停后一直在准备这场亚冠半决赛,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现在还远远不是终点,希望能够朝着冠军的目标迈进。”

(编辑:姚凡)...

一图流:塔尔德利晒图庆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虎扑10月1日讯 今天,效力于格雷米奥的前鲁能外援塔尔德利,在微博晒图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编辑:李胜德)

男子在地铁强迫他人让座并辱骂,北京公交警方:已将其行拘

  近日,网曝地铁6号线一男子强迫他人让座并进行辱骂,公交警方经连续工作,已查明情况,将涉事男子马某某行政拘留。

(原题为:《情况通报》)

回忆母亲

  陈枫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9月18日 05 版)

左起:张明磊、陈殿元夫妇。本版图片均由家属提供

本文作者陈枫和哥哥陈俊生。

张明磊72岁留影。

本文作者陈枫。

  我的母亲很喜欢自己的名字,经常对人说,“这是我老闺女给我起的”。

  旧社会女性很多是无名的,姓张叫张氏,姓李叫李氏,结婚后把夫姓冠在前边,譬如母亲多年前就是叫“陈张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报户口需要有个名字,我为母亲的名字犯了愁,问她小名叫什么,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一下。母亲说:“你这个丫头不懂事,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没办法,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两个字“明磊”,说明母亲光明磊落的一生。户口本上,母亲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张明磊。

  我的母亲和千万个中国母亲一样,她的善良、正直、无私,钢铁般的意志、迎着困难奋斗的精神,对子女的人生旅途有着重要影响。我常常和儿子们说母亲的故事,他们啧啧称赞。大儿子是学文学的,他说:“应该把姥姥的故事写出来,她不是一般人,很有典型性。”

  母亲讲这故事时,我心里酸酸的

  母亲生于1887年,卒于1967年,经历了4个时代: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的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

  说到“三反”“五反”还闹过笑话。当年东北大区政府临时抽调一批干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我也被调去了。根据当时的反贪规定,贪污人民币(指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工作队叫“打虎队”。我在家书中说我参加了“打虎队”。母亲见信大惊,马上让三哥给我写信,说要多加小心。她说:“哪来的那么多老虎呢?都进了沈阳城了,一个女孩子都参加了打老虎。”

  姥爷是一位教书先生,常给孩子讲《太平广记》《笑林广记》中的故事。后来母亲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母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不到3岁时,她亲娘就去世了。不久,她有了后母。

  母亲稍大一点的时候,经常住在舅舅家。舅舅是吉林市有名的中医,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请一位老先生教孩子们念书。母亲非常羡慕,常常去听先生讲课。有时我想,如果母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

  母亲心灵手巧,颇得舅父的疼爱。舅父常常给她讲一些医学知识。每次舅父在家给人看病,母亲都细心观察,有时提些问题。我小时常听母亲讲什么“十八反”,即哪些中药不能同时用,吃了要死人的。我们小时候偶尔生点小毛病,母亲弄些中药吃就好了。常见邻居女人抱孩子找母亲看病,母亲把自己配的药给他们吃,从未收过钱。母亲认得许多中药,能把一大包草药叫出各种名字,还会用嘴尝尝,然后她会说:“是的,是这个药。”

  在家境比较困难的时候,她送我老哥(当地称最小的哥哥为老哥)陈俊生(后来曾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去私塾,开始读些四书五经,后来念医书,希望他像舅爷成为名医。母亲从未奢望她的儿子做什么大官,常说:“官高有险,树大招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我只求老儿子能经常在我身边,当个好中医就行了。”

  母亲还在舅妈指导下学会了一手好针线。常见母亲拿一把带有白星星的木尺,在人身上比来比去,然后一件合体的衣服就裁好了。嫂子们以及邻居们抱着一些布找母亲裁衣,全凭她们说高矮、胖瘦,或者拿一件旧衣参考。母亲绣花也是有名的,70多岁时仍能戴着老花镜绣花。她自己的鞋都是绣花的。我虽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绣花、裁衣,但简直只学到了九牛一毛。尽管如此,在我有了3个孩子之后,经济拮据年月,几乎一家人衣服都是我做的,特别是中山装也能自裁自缝。

  母亲13岁那年,由姥爷做主和小她4岁的我父亲陈殿元订了婚,这就决定了母亲坎坷、苦难、颠沛流离的一生。有时我想,如果姥爷不过早地给母亲订婚,如果她的后母不瘫痪,母亲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天地。

  给母亲另一个打击是她外祖父去世。虽然舅父母一如既往待她,她那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强烈。她说:“我真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常常自叹命苦。”

  母亲的后母脚踝生了一个疮,久治无效,后来这条腿残疾了,卧床不起。母亲的两个姐姐素来不喜欢这位爱挑剔的后母,而且不久先后出嫁了,侍候后母的活儿就落在母亲的肩上。除了端屎尿,还要天天清洗烂腿。卧床的后母很讲究,衣被要经常换洗,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后母骂个不停,让母亲把碎碗摆在桌上,不准扔掉,意思很明白,是等姥爷回来看的。晚上姥爷看见碎碗说:“碎了还不扔了,摆在这干什么?”事后这位后母又骂了好几天,说:“摔了东西不打不骂,哪有这样惯孩子的?”

  这位后母嫁到张家17年,瘫痪了11年,几乎全是母亲侍候的。临终前她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你心眼好,待我和亲妈一样,会有好报的。”

  不久姥爷也去世了,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嫂子贤惠,把她看成亲妹妹一样。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没有钱给妹妹准备嫁妆。那时新媳妇婚后三天要“亮箱”,实际是展览嫁妆,很有讲究,就是在这一天打开自己的箱柜,把衣服、鞋子、绣花枕头、首饰等向婆家亲友展示,一是要看娘家的陪嫁,二是要看新媳妇的针线活儿。姑娘出嫁前几年就准备嫁衣,其中最主要也最费时的是鞋子,不但为自己,还要给公婆、大小姑、丈夫做鞋子。如果“亮箱”得到喝彩,新媳妇有面子,在婆家地位就会提高,亲友们也会刮目相看。

  由于日夜操劳,母亲出嫁时几个箱子装满了各种应时的衣服、大小姑子的鞋,“亮箱”时得到称赞,被人夸针线好、嫁妆多,给娘家增了光。

  那时夏季农忙,地主会雇用短工锄地、女工薅草。男人用长锄头,边锄边走;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长的小锄头,工钱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劳动时必须蹲着往前走,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多数跪着往前爬。地主们愿意用女工,既听话又省钱,吃得也少,早来晚走,中午管一顿饭。用高工钱雇一个打头的,她速度飞快,其他人必须跟上,跟不上就扣工钱。母亲一天挣的钱能买两双鞋面,聚少成多,一个夏天能挣不少钱,除了做鞋还能做些嫁衣,又能常常接济嫂子。母亲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这样度过的,攒下了一些私房钱。据她回忆,那时一天下来腿疼得爬不上炕。

  到了冬天更忙,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鞋底。晚上不能绣花,怕油灯给熏黑了。白天有时还要照看侄子。有一天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抻线时碰着了正在午睡的哥哥,他翻身坐起来,抡起拳头就打。母亲气急了,和他吵了半天,并说:“嫌我吃你的闲饭了,送我去做童养媳吧。”从此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淡漠了。

  母亲讲这故事时,我心里酸酸的――母亲实际上是个孤儿。

  穷得连一块补丁都没有

  成亲时,母亲刚过了19周岁生日,父亲也刚满15周岁。有一位远房的姑奶奶来自城里的大户人家,来参加婚礼时带着伙倌(厨师)和食品。她被母亲的美貌震惊了,拉着母亲的手说:“哎呀,你们怎么找了这么好看的媳妇,又有文化,有教养,这皮肤和白竹布一样白呀。”母亲确实很漂亮,1.7米多的个头,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她是吃松花江上游水长大的姑娘,皮肤白嫩。

  母亲回忆:“和你爹成亲后,没过一天安定日子。”最初他们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叫其塔木村河南屯的地方住下。不久又搬到舒兰县一个叫六道荒的地方。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又搬回其塔木村住了7年,7年搬了7次家。她曾痛苦地说:“那过的是什么日子,最多时一个月搬4次家,穷得连一块补衣服的补丁都没有啊!”

  日子虽然清贫,家庭倒也和睦。家内的事由祖母做主,大事由祖父掌舵。祖母37岁就做了婆婆,婆媳形同姐妹。母亲很尊重年轻的婆婆,在我的记忆中,她每次说起祖母,话里都浸透着怀念和敬意。祖母没有文化但颇有教养,善良、聪明,从不发脾气。祖母常对人说:我们家娶了个贤惠、能干的儿媳妇。母亲说:“没见过那么好脾气的人。”

  记得我结婚后告诉母亲,婆婆是丈夫的后母,她严肃地说:“要善待你婆婆,哪个媳妇是婆婆生的?”她对门前来讨要的人都尽量给予帮助,常说“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太阳不会总在一家红”。

  祖母43岁去世。祖父脾气暴躁。祖母生第一个女孩时,祖父摔了一个泥盆,他想要个儿子。祖母生二姑时是个冬天,祖父把一个火盆摔了。在那冰天雪地北大荒,祖母自己起来做饭,还在灶王爷像前烧香请求原谅。她去世那天说脖子疼,叫母亲扶她坐起,又叫母亲给灶王爷烧香,就在母亲怀里咽了气。当时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大多数家庭中,中年妇女慢慢死去,谁也说不清楚原因,人们给它起名叫“死老婆沟”。

  我们家祖上是河南彰德府涉县(现归河北)人氏,不知祖上哪一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祖母去世后,全家北上逃荒。听人说北大荒正在开发,就向北大荒迁移。祖父兄弟二人和我父亲先去。这无疑是个探险活动。那时候不是交通不便,而是没有交通,全是荒山野岭,野兽出没,狼嚎虎啸,日出才能上路,日落就得找个车马店住下。小唱本《水浒传》里“武松打虎”一节说:“三人五人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就是那样。这段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这时的祖父已50多岁,大祖父快60岁了。可见父辈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北上后,父亲和两位祖父认识了一个叫王财的人。王财夫妇到得较早,在依山傍水地方盖了三间草房,有了十多垧好地,父亲为他家做长工。大祖父是粉匠,给一地主家开粉房,收入颇丰。祖父也给另一地主家做短工兼做些零工。经过一年多奋斗,有些积蓄,父亲就向王家告假回去接家属。

  父亲离家一年多,家中妻儿音信皆无,他非常挂念,满嘴起了大泡。有人说喝点醋就好了,可是父亲舍不得二分钱的醋,就到一家店里问:“你的醋酸吗?”掌柜的生气了,端起一勺醋说:“不酸你喝下去!”父亲把一勺醋喝了下去,痛得在地上跳起老高,嗷嗷叫着,把掌柜的吓了一跳。父亲的口腔溃疡奇迹般好了。

  家族的北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一个哥哥和姐姐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父亲趁冬季农闲回家接妻儿。拉脚的(运输)人和物均以重量定价。全部家当是两只木箱和一个水缸,加上母亲和4个孩子,一共是530斤,雇了一个叫宋三荒的人,赶着一辆带棚子的马车上路了。走了一个多月,冰天雪地,车行很慢。母亲晕车厉害,呕吐不止,人也虚脱,每到住店上下车,都由父亲来背。在路上,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冻饿而死,分别只有4岁和2岁。母亲昏迷中什么都不清楚。后来父亲痛苦地说:“那是把孩子埋在雪地里了。”

  那时路上经常碰到被冻死的人,人们把冻死的人叫“路倒”,有时一天�s到几个“路倒”。母亲清醒后不停呼唤两个孩子,为此病了半年多才能下地。她到家前边的南山脚下呼喊他们的名字,幻想两个孩子会从山脚下跑过来。我记事后常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哥姐惨死情景,和她一起伤心落泪。

  王财夫妻后来染上赌瘾,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了我家。一家人从此就在北大荒一个叫横岱山前的农村落户了。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有4个在此出生。在这依山傍水的半山区,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母亲常说:“这是一生中最安稳,不愁吃穿的几年。”

  母亲的牙不好,很早就开始掉牙。旧社会镇上没有镶牙的,而牙掉了若干年再镶是很困难的。据她回忆,她小时候,一位远房姑奶奶,她的孙子出世后不久儿媳妇死了。要想让这个婴儿活下来,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做“奶布子”吃。做“奶布子”,就是把上好的小米煮到七八成熟,用干净的白布包着一口一口嚼,嚼烂了抖到碗里,滤掉渣子,出来白白的米汤给孩子喝。一天要嚼一两斤小米。姑奶奶是没有几颗牙的老太婆,这嚼半生不熟小米的任务落在母亲身上。她嚼了3个多月,牙疼得最后吃饭都困难。一位老中医说:“慢慢养着吧,没法治,可能你会早掉牙的。”没想到,这一善举给母亲晚年造成极大痛苦。

  拾来麦穗换学费

  母亲教育孩子,会讲今论古,让人心服口服,从不打骂,哪怕我们做错了事。我读小学时有一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镇子东门外有一块乱葬岗,穷人死后就扔到此处。同学们传说因死人太多都无人埋了,遍地是死尸。我既好奇又胆大,想去看看。一天放学后就奔乱葬岗去了。一眼望去有一些横七竖八的东西,有用席子卷着的,有用草捆着的。天渐渐黑下来,忽然感到害怕,看看旷野空无一人,加快脚步往回走,走着走着跑起来,慌不择路,有时踩到那一捆捆的东西上,有时踩着硬的,有时踩上去软乎乎的。

  事后想那软的可能是身子,那硬的可能是人头吧。跑回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父亲暴跳如雷,说丫头就不该念书,出了事怎么办。母亲担心地说:“吓着了吧?”我说:“开始没怕,后来才怕的,好像那些鬼来追我。”父亲吼道:“哪来的什么鬼?要有鬼怎么不去抓日本鬼子,都是鬼子害死的。”虽然这么说,他脸色温和了,心里一定想他的女儿多么勇敢,他最不喜欢胆小的人。事后母亲教育我说:“世道不好,一个女孩子碰上坏人怎么办?”她叹口气说:“唉!你呀胆子忒大了,哪像个女孩子?”此后便加强了对我的管教。

  过去家境所限,其他哥哥未能念书,母亲深感遗憾。条件好一些后,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父亲反对老哥上学,说家中失去一个劳动力,又说我一个女孩子要嫁人围锅台转,念书有何用?二哥也说:“丫头念书带到婆家去了。”

  但母亲坚持之下,总算和父亲达成“君子协定”,我们可以去念书,农忙时老哥必须回来干活。父亲还说,家里不出1分钱,由母亲自行解决。学费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每到秋收以后,家里活儿忙完了,母亲就拿起一条麻袋和一根麻绳,怀里揣上一块干粮和一块咸菜上路了,到那些收割后的谷地、麦地里,拾捡丢在地里的谷穗和麦穗。天黑前,她像背着一座小山一样回来。如果哪块地里还有没运走的庄稼,母亲就离开那块地。她说:“瓜下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为避嫌,她宁可走得远一点。

  记得有一次,母亲叫我第二天给她到某块地送饭,因为那块地里的庄稼已拉完了。我提着瓦罐,里边装着稀饭,上面盖着一个碗,碗里有一块干粮和一小块咸菜,再扣上一个大碗,这样就凉得慢了。远远望去,在那一望无际刚刚收完庄稼的土地里,母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身边已经堆了一大堆麦穗。她高兴地说:“我老姑娘给我送饭来了,今天可以喝上热米汤了。”看着母亲坐在垄上吃着干粮、啃着咸菜疙瘩、喝着米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要留下,她不准,要我回家复习功课。她说:“妈这辈子命苦,从小无父无母,不能再让你们和我那样了。”此时的母亲不懂什么妇女解放,但她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妇女经济独立的意义。

  母亲拾来的谷穗晒干后,脱粒碾成小米,黄灿灿的,干干净净,没有一粒沙子,到镇上能卖个好价钱。这些钱她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留作我们兄妹的学费。她对书的崇拜达到迷信程度。我小时若是不小心脚踏到书上,她会严肃地让我拿起来顶在头上赎罪。形成习惯,我上大学后还经常把书顶一下,如果有谁的书包挡了路,我会绕过,绝不跨过。

  多年以后,就在“四人帮”大喊“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时代,我也没有动摇让儿子们读书受教育的决心。“文革”中我为孩子念书问题遭到批判,说我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就用毛泽东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反驳他们。我常常和儿子们说:“你们若不能上大学读书,我是死不瞑目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各报都发表了这一消息。一天晚上,在工厂当工人的大儿子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说:“妈,你可以瞑目了。”给我说糊涂了。他说:“弟弟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考大学了。”我马上说:“你呢?”他说:“我一个初中生,没戏了,他俩正在读高中,考大学是没问题的。”我说:“你可以复习嘛。”这一年他没报考,可当他一些同学考上大学后,他信了我的话,马上找来高中课本孜孜不倦学习起来,1978年他和二弟同年考入大学。两年中,我的三个儿子先后考入重点大学。

  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

  母亲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不论多么艰难,很少见她愁眉苦脸。她常说:“一分精神一分福。”她的发髻从来都是在头顶上梳得高高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针线要藏在补丁的下边。

  母亲喜欢浆衣服,一为美观,二为好洗。浆衣服是很麻烦的,要把衣服洗干净、挤净水后放进冲好的粉子里,然后抖出来晒,要在不太干的时候叠好,用棒锤乒乒乓乓地锤,最后把折叠的棱角也锤平。进城后,棒锤和锤石没了,她习惯仍未改,改用脚踩,踩得平平整整。我有次回家,洗了几件衣服晒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醒来见母亲正在给我踩,此时她已是快70岁的人了。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母亲说:“你们在屋里等着,我去给你们变些东西来吃。”说着神秘地笑笑。过了好一会儿,她像个雪人似的回来了,胳臂上挎着满满一篮子西红柿。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能见到这么多鲜红的水果,真是天方夜谭了。不仅孩子们,哥嫂也惊呆了。

  数九寒天吃上新鲜西红柿,比那鱼翅、燕窝好吃多了。母亲破例拿出白糖,我们吃着拌白糖的西红柿,又凉又甜,至今不忘。母亲告诉我们,深秋时节自家种的西红柿吃不完,有些快红的、待红的,冻了着实可惜。她想了一个办法,把麦秸垛中心掏出一个洞来,把西红柿装进去,把洞口堵好,没想到红的保鲜了,绿的也都红了。这真是母亲的一大发明。

  母亲还人工孵过小鸡。我上小学时,一年夏天,正是鸡生蛋的季节,忽然闹起鸡瘟,传得很快,几天之间前院后村的鸡统统死光了,全镇各村没有一只鸡了。鸡对老百姓来说,是一项可观的副业收入,妇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几个白水煮蛋,我记得小时候过生日才给煮个鸡蛋。

  一天吃饭时,母亲说要孵些小鸡,并说要到很远的村子去买蛋。家里人都觉得好笑,人怎么能孵鸡呢?父亲说:“别听她胡扯,想一出是一出的,没听说人能孵出鸡来。”母亲要做的事别人是动摇不了她的,第二天她早早提着小筐上路了,到天麻麻黑,回来了,兴奋地说:“买到了21个鸡蛋,那家院子里鸡很多,大公鸡也漂亮,这蛋错不了。”

  母亲开始孵小鸡了。

  首先在热炕头放上厚厚的棉垫子,把21只蛋平摆在上面,再盖上厚棉絮。母亲每天像照看婴儿那样抚摸那些蛋,并学着母鸡的样子翻那些蛋,晚上也把手伸进棉絮里不停地摸,太累了就打个瞌睡接着抚摸。过了三四天,她把蛋一个个在灯下照,辨别出“坏蛋”淘汰。再过些日子,她把所有的蛋放进温水盆里,哪个蛋沉到盆底,就说明这是死鸡,要马上淘汰。到21天时,蛋再放进温水里,这时的蛋不仅是摇摇晃晃的,而且里面叽叽地叫着,要赶紧拿出来小心放进棉絮里。有次母亲让我把蛋拿出来放进棉絮里,我高兴极了,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

  过不久,17只小鸡全出世了。母亲编了一个草窝,晚上它们挤在窝里,白天母亲走到哪儿它们就叽叽地跟到哪里。母亲到后院菜地,它们前前后后跟着;母亲中午休息,它们就在窝里挤在一起睡觉,等母亲起来穿鞋往外走,它们呼呼啦啦跟在后边。从前母亲常领我们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她总是张开双臂做老母鸡,这下她真成了“鸡妈妈”了。

  邻居们先是不信,然后是啧啧称奇。第二年这些鸡长成大鸡。院子里有17只鸡是很壮观的,因为别家没有。

  最后一面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使我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1967年,我到东北出差,公事完成后,回乡探母。已经3年未见到母亲了。到镇上时,刚好是10月1日国庆节上午。

  我每次探亲,先写信告诉大概日期。信一到家,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就全知道了,因为我在北京工作是母亲引以为荣的。那时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全镇也没有一部电话,后来有了电报,一般不用,那样会把人吓一跳。

  这次来不及写信。我想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一个惊喜。快到家时,一个调皮的念头闪现,我先不忙进去,绕到房后,踮起脚来从后窗往屋里看去,看到母亲在南炕上坐着,呆呆的神情黯然,发髻照例梳在头顶上,背稍稍有点驼。我忍不住大声喊:“妈!”然后缩到窗下。过会儿我探头看,她抬起头东张西望一下,嘴里说些什么。啊,她听见了。我踮起脚又大喊了一声“妈”,她终于看见我了。我大喊:“妈!我回来了!”

  母亲虽然已80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我往前门跑去,母亲灵巧地下了炕,大声说:“别跑,小心狗!”没想到大黑狗摇头摆尾,亲热地咬我的裤角。母亲说:“三个孩子的妈了,还这么顽皮。”

  母亲问长问短,还做了各色各样的点心,叫我带给孩子们。“文革”岁月,城里机关、单位都分了派别,农民们照常过日子。母亲忧心忡忡地问我:“有那么多坏人吗?”她十分担心老哥情况,“你老哥大小在省里也是个头啊,能不得罪人吗?”

  说实话,“文革”开始我是比较“热”的,对毛泽东崇拜是五体投地的,奉若神明。后来看到乱了套,也想到将来可怎么办。记得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侄女“串联”来到北京,吃饭时我顺口说:“这么乱将来可怎么收拾?”她马上反驳我:“毛主席党中央会知道怎么收拾的。”吓得我不敢往下说了。许多家庭悲剧就是他们的妻子、丈夫、子女检举他们在家里说了什么,成了“反革命”,最后家破人亡。母亲的话使我震动、清醒许多。后来“文革”中许多活动,能不参加的就尽量不参加,使我免去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劫难。母亲嘱咐我:“凡事都要悠着点。”

  这次回家,我照例给母亲拆洗被褥,发现一件上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本来的面貌看不见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几斤重。我怕我走后她再穿,想撕成条条又怕她伤心,就劝她:“三嫂说打格布没旧布了,怎么做鞋?这件衣服能打不少格布,能做多少鞋啊。”母亲同意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来,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她已是四世同堂了,她的儿子已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了,她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

  母亲的钱从未为自己用过,全存起来,到过年时早早准备出一份一份给孙辈们的压岁钱。给钱她不用,我就想办法买她需要的东西。记得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第一个月工资近50元,从未挣过这么多钱,兴奋得不知该放何处。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钱,想的就是给母亲买些东西。第二天就进店,给她买了一块够做长裤的黑色府绸,一块够做大褂的白色府绸。最后又买了她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和红枣。拆了一条裤子缝起来,布料单独包好,然后寄走。后来母亲告诉我,镇上邮递员送到家里来,一进门就说:“你闺女寄的什么好东西,这一大包子还带着香味。”

  为什么买苹果呢?在日本鬼子侵占的时代,把东北人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定为军用,老百姓要吃就是“经济犯”。一次母亲病得不吃不喝,忽然说想吃苹果,父亲跑遍镇上的店,偷偷买回两个揣在怀里拿回来。

  母亲从未戴过像样的耳环,我小时常说,等长大了挣钱要给母亲买一对金耳环。后来在北京一家店里,我选了一副最重的金耳环,为如何寄给母亲犯了愁。最后把耳环缝在一件旧毛衣袖管里的袖根处,寄回老家,同时寄一信。母亲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一辈子没戴过金耳环,这是我老姑娘给我买的。”这副金耳环她一直戴着,直到随她入土,我感到无比欣慰。

  最后这次探母,我的经济状况到了“秦琼卖马”的地步。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我把唯一的金戒指卖掉了。我清楚记得那金店收购员用钳子咔吧一声把它弄断了,然后扔进铁皮柜子里,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刺痛了。那么重的戒指换回20元人民币!后来条件改善了,每到首饰店都看戒指,就没有当年那个样的。

  从我有记忆起,母亲从未有把我们搂在怀里那种亲热表示,感情并不外露。我回家探亲,她非常高兴,但她说:“能住一个星期不错了,回去吧,别误了工作。”

  以前走时都是高高兴兴的,这次不同了,眼望着80岁高龄的老母,我眼泪悄悄流下来。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告诉家人谁也不许送我。当我上了卡车,转身往下看时,父亲站在车下,我第一次居高临下看父亲,一个瘦削小老头雪白的胡须飘在胸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不失当年的英俊。我大声说:“爹!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谁也不送吗?”父亲笑说:“我上街有事,来看看你,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眼睛又一次模糊了,其实他很爱我们,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己。

  回京后,我给母亲做了短裤、衬衣,寄了回去。母亲来信说很高兴。两个多月后,她就因一次感冒引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了。

  母亲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丈夫被审查扣发了工资,经济上的拮据不说,那政治上的歧视令人窒息。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令我心力交瘁。当时就到商场买了黑纱,我和儿子们都戴上,以寄托我的哀思。母亲去世时我未能守候在她身边,成为我终生憾事。幸亏母亲去世前两个多月,我们团聚了一周,否则我会难过至死。

  多年来一直在想,一定要把母亲的苦难、坎坷、奋斗、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写出来。这不仅是写我的母亲,是写旧中国被压迫的女性,她们是和命运抗争,对子女奉献一生而索取为零的母亲。

...

被科学真理诱惑了70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9月18日 06 版)

陈俊武 路林蒲/摄

陈俊武在作业现场调试设备。中国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供图

  92岁这年,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稍稍放慢了速度――他把每周上班的时间减至3天。连续工作几小时后,他可能需要睡上一大觉才能恢复体力。

  他工作了7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是中国最年长的“上班族”之一。“不搞创新就要落后于别人”的紧迫感自始至终催促着他一直“想方设法地创新”,90多岁了依旧觉得“还有一些精力,可以作些贡献”。

  70年间,他为中国炼油工业的催化裂化技术作出一系列开创性贡献,给我国高速前进的现代工业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仿佛无数微小的催化剂颗粒一次次冲向原料,陈俊武的人生像极了自己毕生研究的催化裂化的反应过程――那是石油炼制的重要一环,热和催化剂使原本的重质油发生裂化反应,转变为可利用的汽油、柴油等产品。

  在他的学生、安庆石化副总经理宫超眼中,一颗颗细小的催化剂颗粒,时刻准备着,粉身碎骨完成使命的那一刻,“和陈院士的人生经历何其相似!”

  把自己的本事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陈俊武对化学着迷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他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就是认准了,要学好将来振兴民族工业的实用知识。大二那年,陈俊武和同学一起到东北的抚顺参观,在日本人留下的页岩炼油厂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一座日本人丢弃、尚未开起来的煤制油装置,怦然心动。

  “石油”成了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牵挂,陈俊武把4年青春岁月揉进书页和笔记之中。

  当时的小伙子也会在日记里倒倒苦水:“科学真理把我诱惑得太苦了,生命的意义全寄托在没有生命的分子、原子上了。”很快,他又给自己打气,“外面的春天与我何干!最重要的是,让内心充满芬芳”“我要使平凡的日子变得不平凡”。

  临近毕业,他把题为《化学工程与我――俊武求知旅程之一段》的学习笔记分成18类装订成册,摞在一起有20厘米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非常薄弱,陈俊武清楚,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将给整个国家的发展注入强大生命力。“当时年轻,一心想着把自己的本事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与共和国一同奋斗了70载,陈俊武愿意把自己的青春讲给当下的年轻人听。

  彼时的东北是中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许多化工企业急需各类人才。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作生活条件优越,陈俊武的母亲和家人都在那边。

  陈俊武却直奔抚顺而去。那里是煤尘和黑烟的领地,到处黑乎乎、灰蒙蒙,空气中经常飘散着呛人的焦煤油气味,陈俊武到的第一天,白衬衣领子就变成了黑色。

  他一头扎进车间,干起了人造石油工厂的修复工程。顾敬心担任当时项目总工程师,这位中国化工行业的元老撂下一句话:“这个项目搞不好,我就不刮胡子!”

  尽管技术资料匮乏、生产条件简陋,可因为“国家急需”,大家全都没日没夜地攻关,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

  陈俊武爱琢磨,他分析高速气流原理后进行参数计算,又泡在车间与技术专家、老工人一起试验,最终革新了蒸汽喷射器技术,一台鼓风机1小时能省电25度。这次革新掀起了全厂创新的热潮,也点燃了陈俊武心中的热情。

  当时原油产量剧增,可炼油厂加工能力不足,为了设计一种投资少、上马快,对原油只需要中等程度加工的炼油装置,陈俊武大胆提出蒸馏-催化联合装置的设计技术革新方案,把原油蒸馏和催化裂化两套装置合二为一,直接用高温油气在分馏塔把蜡油拔出,用一个催化分馏塔取代常压和减压两个分馏塔(简称“一顶二”)。很快,这套被称为“一顶二”的装置试运成功。

  1978年,陈俊武从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捧回了红绒面烫金证书。那天台下群星璀璨,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台上谈起“科学的春天”,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在大厅回荡:“我愿给你们当后勤部长!”

  陈俊武知道,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那年,他出任洛阳炼油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由他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套快速床流化催化裂化装置在乌鲁木齐炼油厂试运成功,他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套120万吨/年全提升管催化裂化装置在浙江镇海炼油厂开车成功。让中国的炼油技术特别是催化裂化技术迎头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建成有各种类型流化催化裂化装置180多套,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催化裂化世界第二大国。

  一项技术把我国炼油技术向前推进20年

  20世纪初,中国顶着“贫油国”的帽子,各地都可见到外国石油公司的商标。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快速复苏,石油紧缺。在陈俊武和科研人员探索煤制油的同时,大规模勘探也在中国西部进行。

  直到大庆油田的石油喷出,铁人王进喜在1964年年底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全国工人发言:“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有人欢呼:“中国终于把“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

  陈俊武在一次会上见过王进喜,二人擦身而过没有机会交谈。“就像有了上好的大米,却依然吃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陈俊武打了个比方,他心里着急,当时国内用的还是苏联较为落后的炼油技术,不能对原油进行有效深度加工,难以炼取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轻质油产品。

  1961年冬,当时的石油工业部决定开展5项炼油工艺新技术攻关,尽快改变我国炼油工业技术落后的面貌。这5个被称为炼油工业“五朵金花”的项目,更像是横亘在中国炼油工业前进道路上的“五座大山”。

  其中,流化催化裂化是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投资少、费用低、原料适应性强,是石油炼制中最重要的加工工艺之一。那个时代,这类装置在全世界仅几十套,国外封锁了最新技术。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难度有多大?陈俊武举例说:好比一群从来没见过大象的人,只摸到一只象耳朵、一条象尾巴,却必须要画出一头完整的大象。

  为了完成任务,陈俊武常常一天伏案十几个小时,闭上眼睛眼前全是数据和方案。后来他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往国外学习,站在人家的装置下面看呆了,眼前忽然浮现出中学第一节英语课的情景。老师用纯正的英语朗读:“阿里巴巴来到山洞前,喊道,芝麻芝麻开门吧。”陈俊武回忆,当时感觉,“犹如一扇大门突然洞开,眼前一片璀璨的珠宝和金币……”

  抱着“宝贝”回来后,陈俊武和技术人员干脆就住在干馏炉旁的简易房里,睡大通铺,争分夺秒设计适合中国使用的一整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上百套仪表、数千个阀门、近两万米粗细管线……第二年,1000多张设计图纸完工。4年后,这个由我国自主开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安装的第一朵“金花”――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功,把我国炼油技术一举往前推进了20年。

  在祖国的大舞台上抓住时代的机遇

  如今每周一、三、五的上午9点,陈俊武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能轻松看清电脑屏幕上5号字体大小的方块字,能看懂英、俄等多国文字,喜欢在互联网上关注着国际上最新关于石油行业的前沿技术,“有时候国外发表的文章里的一句话,可能就透露出一种新动向”。

  发现感兴趣的线索,他会“主动跟上去,看看苗头和趋势”,有时他会拉上一群年轻人组成团队来一起解决,有时候也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比较宏观的战略性意见。

  在他看来,科技创新必须通过许多人一起接力奋斗来实现,“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创新”。起初先模仿,跟着别人学;稍微有点本事了,就可以站上前人肩膀,“再往上又上不去了,那你就得成为别人的肩膀,让别人上”。

  干了一辈子石油炼制,陈俊武清楚,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对石油的消耗量逐年增加,石油替代的研究和开发十分必要且紧迫。

  60多岁时,他将研究方向转向国家石油替代战略,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指导完成了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该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80岁以后,陈俊武又开始深入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碳减排等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提供了关键决策意见。

  穿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陈俊武认为,人生难免顾此失彼,多多少少总会有些遗憾,“回忆似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但是总结起来,得大于失,无怨无悔”。

  投入事业的精力多了,他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他一直向往自由的旅行,却始终没什么机会成行。他说:“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我又工作了近30年,一生未得休闲固然是有所遗憾,但在科学攀登中得到了快乐。”

  活得有意义,是他的人生价值准则,他总提醒年轻人,“对社会的奉献应该永无止境,从社会的获取只能适可而止”。

  几年前,洛阳工程公司部分搬迁到广州,按照级别待遇,公司领导在规划住房时给他预安排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陈俊武听说后坚决不要:“我年龄大了,在洛阳工作和生活,要广州那么大的房子干嘛?”有人提醒他,如果自己不住,可以留给女儿,或者将来卖掉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回答:“我是我,她是她!”

  这位院士对自己更是“小气”,去年7月,他坐高铁到北京参加活动,由于舍不得在列车上买饭吃,他硬是饿着肚子直到下车,出站后找了一家牛肉面馆,点了一份便宜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

  可听说有大学生因交不上学费而发愁,他却特别慷慨,不仅帮忙交上学费还寄去了很多学习和生活用品。他把自己的奖金捐给公司幼儿园和地方民办教师,并捐资设立了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奖励基金,用于激励年轻人科研创新。

  他曾担任郑州大学客座教授,但从来不让学校负担任何吃住行费用。聘期结束后,他将6年授课所得近2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奖励优秀青年学子,而自己只收下了学校送给他的一束鲜花。他把花带回家,献给了久病卧床的爱人。

  他有一句名言,被很多人记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很多人的人生态度:“奉献小于索取,人生就暗淡;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

  陈俊武回顾自己追求创新的人生时说:“终归是成功多于失败,也取得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成绩”。这样回想起来,大抵是让人“心情比较愉悦的”。

  科研道路上经历的那些失败,在他看来无非是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你探路了,别人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只要认真地走,“走不通也是一种前进”。

  他觉得自己确实是“运气很好”,抓住了人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机遇,也找到了可以展示才华的舞台。“我活得比较长。”他补充,一些同行者先他而去,“如果他们还在,可能做出的贡献比我更大。”

  陈俊武的大学同窗17人,如今只剩2人。陈俊武和另一位老同学会在每年新年来临时通一次电话,彼此祝贺又迎来新的一年。

  最近他刚刚统计了中国院士的平均寿命,想看看哪个学科的学者最长寿。“我已经活过了平均寿命。”他笑着说,还要再接再厉。

...

基因编辑正确的打开方式

  王嘉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9月18日 06 版)

  中国科学家又达成了一项“世界首例”。

  邓宏魁等多名国内生命科学和医学学者首次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体造血干细胞,并成功治愈白血病,使人体血细胞能抵御艾滋病毒。这项成果今年9月11日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

  10个月前,另一名中国科学家也曾成为“世界首例”――当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世界首例胚胎干细胞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降生。2天内,他遭到了全球超过400名科学家的公开谴责,被停止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并最终被南方科技大学解除劳动合同。斯坦福大学也开除了多名与贺建奎有积极互动的研究人员。

  同样是基因编辑,同样用于治疗艾滋病,在治疗原理上完全一致,他们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因为,邓宏魁等科学家的研究,才是基因编辑正确的打开方式。

  针对基因编辑,最大的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具体到上述两项研究,我们不能为了治疗一种可控的疾病,而引入未知的、不可控的新风险。

  此前,中国学者已经多次因为伦理问题遭到批评。2014年1月,全球首对靶向基因编辑猴子在中国出生。2015年4月,另一支科学家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修饰的试验。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虽有人体基因测序,可面对超过2万对人体基因、30亿对碱基对,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它们对生命体的运转起到什么作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商用,3家基于该技术的公司目前总市值已达到40亿美元,但最先进的技术仍然无法保证基因编辑能够精准、全面地进行,还不发生任何错误。

  这意味着,贺建奎创造的婴儿,遗传物质极有可能多了或少了一些片段――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中,他承认了这件事。我们只能祈祷,这些多出来或缺失掉的片段对人类生命的运转无关紧要,那些婴儿还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不受影响地健康成长。

  影响这两项研究的案例是2007年的“柏林病人”。一个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的人,在经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艾滋病奇迹般地被治愈了。这是因为供体干细胞具备一种名为CCR5-Δ32的基因突变,这项突变恰好能够阻止艾滋病毒的一种亚型感染人体细胞。

  区别在于,贺建奎使婴儿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了这种突变,并将影响其每一个后代。抛开技术上的风险,已经有项研究表明,这种突变本身还会增加感染流感、脑炎、西尼罗河病毒的风险。而邓宏魁等只让人体的血液细胞产生这种突变,风险相对可控,这种变化也不会出现在后代身上。

  如果只是为了治疗艾滋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使用基因编辑。因为引入这种疗法的风险远大于清除人体内HIV病毒的收益。但在邓宏魁等人的研究中,病人本来就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来治疗白血病,在伦理方面,压力小得多。

  《新英格兰医学》同时刊登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尔・琼的一篇评论,称“该工作的安全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她还向媒体表示,“该研究对相关领域来说很有意义,而且没有引发伦理上的担忧”。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也说,这项研究“在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获得了宝贵数据,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和治愈艾滋病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指导”。

  目前,人类已经有成熟的疗法控制艾滋病毒――只要定期服药,人体内就检测不到HIV病毒,携带者也不再有传染性,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只比健康人少2年。无论男女,HIV感染者都能够生下健康的孩子。

  在中国,医保覆盖了7种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患者可以终生免费服药。但对医疗系统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虽然眼下艾滋病能被控制得像慢性病一样,但阴影仍会与患者相伴终生,成为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保守估计,目前全球HIV感染者超过3700万人。自1981年被发现至今,艾滋病毒已经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发现艾滋病毒的人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攻克艾滋病的人,大概会获得所有的医学奖项,并名垂青史。

  早在23年前,邓宏魁教授就率先找到了CCR5-Δ32的基因突变对艾滋病的重要意义。最近发表的这项研究,前后历时近8年。虽然患者的白血病被治愈,而且在长达19个月的跟踪随访中,基因编辑的效果依然存在,没有发生错误编辑或是不良反应,但患者抵抗艾滋病毒的能力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好。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部分造血干细胞未经基因编辑,仍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在攻克艾滋病的征途上,我们只跨出了小小的一步。

...

朝鲜副外相:朝美双方将于10月5日举行工作层级谈判

朝鲜副外相崔善姬10月1日发表公告称,朝鲜与美国将于10月5日举行工作层级谈判。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日报道,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在公告中表示,朝美双方已同意于10月4日进行初步接触,并在5日举行工作层级谈判。朝方代表团准备参加5日的工作层级谈判。 崔善姬指出,她希望工作层级的谈判能加速朝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一大会址”日记|新晋00后讲解员在这里讲党的故事

纪念馆大厅临时放上了液晶屏电视,每一位游客都能收看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邹娟 图 2019年10月1日,上海,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风雨无阻。 七年级学生潘梦婕为游客讲述衣冠冢的故事。 和往常略有不同,今天一大会址纪念馆大厅,摆上了液晶电视,每一位进来的观众,都能在这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实况直播。 上午10时,纪念馆内人头攒动。上海外国语大学嘉定外国语学校七年级学生潘梦婕和同伴一起看了会儿直播,便匆匆戴上讲解器。她是最新一批受聘的“党的诞生地”小小讲解员之一。今天,她有一项特殊任务:为展馆里的游客讲一讲党建故事:《忠诚源于信仰——一座衣冠冢的故事》。今年7月,潘梦婕参加“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研学活动,瞬间被这个故事吸引,回去后,她凭着记忆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并反复讲述。今年9月,她得知自己获奖,并将于国庆节当天,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文物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潘梦婕说:“觉得无比自豪,比考试全对,或者比赛获奖都要兴奋。” 王欣然讲述《共产党》月刊创立的故事。 蓬莱路第二小学学生田海霖讲述《最美好的年华》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透露,“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研学活动,于今年5月启动。期间,来自上海、嘉兴、南京的70余所学校的教师分别就30个与建党有关的研学主题带领学生进行了探究性学习,完成教师研学教案70余篇,学生撰写的建党小故事200余篇,研学心得200余篇。9月21日,经过前期筛选脱颖而出的32篇佳作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展演。这些“最佳故事”的讲述者还在展示当天获聘“党的诞生地”小小讲解员。 蕃瓜弄小学学生赵子乐为游客讲述《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来历》 就这样,这些原本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听故事的孩子,围绕自己感兴趣人物、文物进行研究性学习,在讲解员的解说和教师的指导下,写出了一篇篇带有青少年话语特点的建党小故事,从“听故事的人”变成了“讲故事的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河湾实验中学七年级学生王欣然,当天为游客讲述《指路明灯<共产党>月刊的创立》故事。事实上,早在参加今年的研学活动之前,王欣然就跟着爸爸王东峰,数次走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仅仅是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开放的纪念馆,我们基本都去过。每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经常带她去各地的纪念馆。”父亲王东峰说道。 游客在留言墙书写对祖国的祝福 和王欣然一样,蓬莱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田海霖也多次跟随爸爸田汉华走访一大会址纪念馆。他说,自己最喜欢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一次研学活动,他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的故事,为观众讲述《最美好的年华》。 团队游客祝祖国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介绍,在10月1日国庆当天,他们邀请“话说一大:听00后讲建党故事”中小学生研学活动的获奖同学走进展厅,现场结合文物和人物,为观众讲述了《忠诚源于信仰——一座衣冠冢的传奇》、《指路明灯<共产党>月刊的创立》、《指尖的回响》、《最美好的年华》、《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来历》5篇故事。...

新中国连环画奠基人之一姜维朴逝世,被誉为“连环画保护神”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0月1日从姜维朴同志治丧工作小组方面获悉,中国出版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原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新中国连环画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出版家姜维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29日1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姜维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10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举行。 公开资料显示,姜维朴1926年6月生于山东黄县(今山东龙口)。1944年10月参加革命。曾任华东军区《华东画报》记者,上海《华东画报》记者组组长、主编。1953年,负责筹建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任主任。1973年,主持《连环画报》复刊。1977年,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1983年,主持创立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现为中国出版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当选为会长。1985年,创建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任总编辑、党委书记、编审。1995年,离休。他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姜维朴长期从事连环画编创出版的组织领导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创作的连环画文学脚本《穷棒子扭转乾坤》于1963年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文学脚本一等奖。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姜维朴主持编创出版了一批优秀连环画,如 《水浒传》《岳传》《杨家将》《西厢记》《志愿军英雄画库》《我要读书》《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到中年》《地球上的红飘带》等。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的主要著述有《鲁迅论连环画》《连环画艺术论》《连环画艺术欣赏》《新中国连环画60年》,摄影集有《诗情影意话当年》《珍藏的瞬间》等。 姜维朴1960年获原文化部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1年,获新闻出版署、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出版协会联合颁发的“连环画”工作荣誉奖。2004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出版集团首批“编辑名家”。 姜维朴长期从事连环画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及组织工作,为新中国连环画事业的领军人物。他为新中国连环画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华君武先生誉为“连环画的保护神”。...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孟庆忠逝世,享年58岁

孟庆忠 据《陕西日报》消息,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孟庆忠同志(副厅级)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2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58岁。 公开资料显示,孟庆忠,男,汉族,1961年11月出生,河南信阳人,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3月参加工作,全日制高中学历,在职大学学历。 孟庆忠长期在陕西省检察系统工作,曾任商洛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16年出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
分页:[«][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

Search

最近发表

最近引用

文章归档

站点统计

  • 文章总数:14041
  • 评论总数:16
  • 引用总数:0
  • 浏览总数:69270
  • 留言总数:22
  • 当前主题:ColorBrick
  • 当前样式:ColorBrick

网站收藏

友情链接

图标汇集

  • RainbowSoft Studio Z-Blog
  • 本站支持WAP访问
  • Archiver列表
  • Archiver列表
  • Archiver列表
  • Archiver列表
  • Archiver列表
  • Archiver列表
  • 订阅本站的 RSS 2.0 新闻聚合

Auto Publisher Copyright 2008-2013 丰禾. Some Rights Reserved.